王杨：小悦悦的悲剧让我想起的

几年前，我在一个城市的机场附近上班。机场很繁华，但是离机场700、800米远的一条大街上，就很萧索了，典型的城乡结合部。 　　记得那是一个冬天，下了公交车之后，我注意到垃圾桶旁边有一个30多岁的男子，穿着很脏很破烂，就像是从垃圾堆里扒拉出来的破旧军大衣，脸也像几十天都没洗过似的，他在垃圾桶里捡吃的。 　　第二天、第三天……我连着看见他很多天。我在想，他是突然出现的，还是以前就一直在，只是我自己根本就无视了他的存在。可是看着他在垃圾桶里捡东西吃的样子，真的觉得很可怜。于是，我在公交车站附近的食堂里买了包子和馒头，想带给他吃。 　　又下了公交车，又看见了他，我有点怕跟他打交道。不是因为他脏，而是总觉得他精神上有问题。我还是壮着胆子把装着食物的口袋拿到了他的面前，他一把抢了过去。然后看都不看我一眼地吃了起来。 　　后来，天气越来越冷，给他带吃的多了，我也确信他的确是个流浪的精神病人。他很害怕和外界接触，总是会把垃圾桶里的袋子全部翻出来，然后摆一圈，自己坐在中间。我猜想，也许是因为他缺乏安全感吧。 　　又有一天，我发现他身上的军大衣不见了。那时候已经是寒冬腊月了，我躲在厚厚的羽绒服里都浑身发抖，何况他呢。我想，不能这样了，得想个办法帮帮他。 　　回到办公室之后，我在网上查到了当地民政部门的电话，也知道民政是有对这种流浪精神病人的救助责任的。电话打过去，一位小姐说他们负责这事儿的人在开会，一会儿再打给我。后来，果然有电话进来。了解完情况之后，那位男士告诉我，“这事儿我们直接管不了，我们不能直接去接收，你得打电话去110报警，由110确定他是三无精神病人之后再转给我们。” 　　于是，我又打了110。110告诉我，会出警看看。 　　第二天，我下了公交车，从他的习惯呆的位置走过，惊喜地发现他没在了。第三天，他还是不在。我很高兴，可是又怕他没有被救助，没在那里是出了什么事情。 　　于是，我给当地派出所打了个电话。派出所的人告诉我，可能接走了他吧，但是具体办事的人不在。 　　接着几天我都没看见他。自己还挺高兴，觉得总算做了点事情。 　　可是，大概一个星期之后，我发现他又出现在了街道上，还是衣衫不整的样子，还是一脸呆滞。之前的兴奋完全没有了。 　　这时候，我应该继续去找派出所，继续去找民政局，问问到底为什么不救助他。可是我都没有做。当时总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，总觉得不会再有愧疚。后来，直到我离开那个单位，直到我转而从事新闻工作，我时不时会想起这事，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有做。 　　后来又看到过诸如四川渠县民政局收养的智障人士被送到新疆去当“包身工”的新闻。更加不知道到底这样的流浪智障人士该送到哪里去救助。如果是在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的话，会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来做这些事情，而政府则会去购买他们的服务，可惜我们没有。是的，就像小悦悦的事情让我们反思道德也反思制度一样，这个社会也缺少各种制度建设，不止法律，还有美国社会那种发达的社群组织。到现在，我也不清楚自己究竟怎么做才能够帮到那个可怜的流浪汉。当我们没有发达的社群组织的时候，只能求助官方，可是往往遇到踢皮球的情况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确认它能否把这件事办好，那些负面的新闻总是让人心里打颤，对其产生不信任感。而事实上，我后来曾经专门调查过流浪精神病人的情况，原来他们的人生，真的无处安放。 　　下面，还有个很久以前的故事。 　　我小时候，住在外婆家，在那个小镇上，有一个流浪精神病人，人人都叫他王傻子。王傻子每天都在街上晃悠过去晃悠过来。家人告诉我，他是镇上某个村民的儿子，读书成绩很好很好的，80年代就考上了大学。在学校，同班同学都是城里人，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新鲜玩意，很看不起他。终于，一气之下，自尊受伤的他偷了同学的钱，想买点“奢侈”的东西。后来，当然东窗事发，他被勒令退学。回家之后，他就疯了，每天就在镇上打转。再后来，他的父母也不在了。 　　等到念书的年纪，我离开了那个小镇。每年寒暑假还是会看到在街上游荡的王傻子。直到一年寒假，再也没见到他。外婆告诉我，那个冬天，不知道怎么他就晃到了田里，跌倒在一个浅浅的水塘里，很久很久没有起来，他是被冻死的。 　　做《当“见死不救”发生在美国》这个专题时，我看到一段资料，有人说，不管他是个流浪汉还是吸毒者，只要他倒在了地上，就应该得到救助。而对于王傻子这样的人，从头到尾他就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救助，体制在哪里呢？社群又在哪里呢？ 　　小悦悦的故事，突然就让我想到了这样两个见到过的流浪汉。这三个故事并不相同，但是，却都拷问着制度和道德。在反思冷漠的同时，小悦悦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那个五金城糟糕的社会生态——本来不宽的路两边堆满了东西，更不用提这里没有美国故事里那1分半就赶到的巡逻警车；如果说远点，是这里的社群建设，事实上良好的社群关系也是制度建设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就算再失望，我们也有权利要求些制度性的改变，起码看到政府在此的责任。当然，即使还是缺少这样那样制度性的支持，无论如何，还是要从我做起。就算想着给自己的子女后代一个好榜样吧。你看，记者采访了18位路人中的3个，唯一承认自己看到了小悦悦并感到深深自责的是一位母亲。